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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40年:奇迹如何产生?

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40年前的6月17日,一架小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当降落伞下降至距地面约3000米高度时,伞包爆炸,伴随着巨大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中国有了氢弹的消息震惊世界!因为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产生的?40年后,几位专家回首往事,讲述了一些印在他们心里的历史片断。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曾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但是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对氢弹的技术严加保密。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看到过,美国曾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科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了氢弹的问题,结果那个记者受到美国当局的审查,认为他泄露了氢弹的秘密。实际上文章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公开出版物。

一位专家曾说,不能否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曾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是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从头摸索。

摸索从哪里开始?当时的科研人员只清楚氢弹的基本概念。知道原子弹是通过原子裂变反应产生能量,而氢弹则是通过原子聚变反应产生能量。知道氢弹的当量比原子弹要大几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问题是什么,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李鹰翔回忆,年轻的科研团队很快投入了工作,先后设计了几十种方案,一个又一个的方案常常是刚提出来又被否定了,所以一段时间内曾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技术上的脑力探索,非常艰苦。当时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院士,从30多岁就开始“隐姓埋名”,参与氢弹原理的研究。计算繁复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因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仅在上海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于当时正紧鼓密锣进行的原子弹测试。于敏经常和同事人手一把计算尺,日夜计算。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国外的参数,认为这个参数非常重要,但又怀疑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因此需要通过试验来验证。于敏为这件事情想了好几天,有天晚上睡到半夜,他突然梦中惊醒过来,抓着夫人的手大声喊道“有了,有了,我清楚了,我清楚了!”弄得睡梦中的夫人莫名其妙。长时间的艰苦思索和计算,使于敏在梦中突然来了灵感,获得了突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其中的艰苦是脑力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叠加。李鹰翔说,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进展,于是几十名科研人员要从北京到上海上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时条件有限,上海那边没有被子,几十个人出门都是自己带着铺盖卷。

当时计算机要用计算带打出结果,非常繁琐,而且计算带都是一摞一摞的,要用麻袋装。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用来小心查看每一条纸带,因为每一个计算机打的眼,都不能破裂,如果破裂就可能导致丢失正确的数据。

在这种条件下,从1965年9月起,经过100来天的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了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当时在北京的邓稼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赶到上海,并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阳春面,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

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8%,26~35岁占了25.5%,两者之和则超过90%。

“金银滩”上的青春奋战

曾有一名法国专家问钱三强: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材料准备得早,理论准备得早。”

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的基地已经开始建设。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

今年已经70岁的王菁珩曾任221厂的厂长。他见证了当年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一批年轻人的付出和奋斗。

王菁珩1960年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前方在哪儿?在西宁。叫什么单位?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因为是搞国防,王菁珩知道这是个掩护代号。

1961年1月,王菁珩与4名同学从北京出发到兰州。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火车,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只能坐以闷罐车为主的“混合列车”,晚上4人挤坐在闷罐车的角落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就连列车门也关不上。西北的冬夜寒风刺骨,当时他们中3人仅穿一件小棉袄。一名同学脱下唯一的一件棉大衣,4人围坐着盖起来,但还是被冻得手脚麻木。列车运行了近10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西宁站,可是从西宁到基地还是没有交通工具。快过年了,4人在西宁呆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一辆向基地送日用品的货车。他们穿戴上当时发给的四大件:狗皮帽子、棉大衣、大头鞋,还有羊毛毡子,之后坐在卡车的咸菜坛子上面,顶着刺骨的寒风,辗转到了基地。

“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战胜了饥饿,保存了队伍。”王菁珩说,用这几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况非常贴切。当时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这个队伍能不能度过生存关,是涉及到原子弹能不能够按期研制出来的问题,否则会半途而废。所以技术人员第一年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建设厂房。

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谷子面,一个月两钱油,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能吃到的就是白菜汤。吃不饱就去挖野菜。“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锻炼,受到了磨炼,站稳了脚跟。”王菁珩说,那时虽然艰苦,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乐观向上,觉得我们的事业是有前途的,只要我们战胜了困难,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当时的保密要求很严,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海省矿区办事处。高原上除缺氧以外,紫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的很黑,但是从事的事业又不能跟家里讲。曾有同志回家后,孩子问:“爸爸,你在矿区工作,是不是挖煤炭的?”爸爸只能回答说:“是啊”。

“矿区”的科研队伍里,有一批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王淦昌在基地一呆就是十多年。

1963年王菁珩分到了221厂的核材料车间,一直从事原子弹、氢弹原料最后的精加工、成型和组装的工作。

“技术民主”催生研制速度

“技术民主”是当年参与氢弹研制的专家常提到的一句话。

李鹰翔说:“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为什么?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于他们来说是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鹰翔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这种大讨论当中,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智慧的想象,引发好多科学思想的火花,一些是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新的设计思想,包括氢弹的原理都是在这种讨论中取得突破的。

“这种充分的技术民主使人们的心情非常舒畅,而且把大伙儿的智慧都凝聚起来了,把大伙儿的创造性、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王菁珩说。

李鹰翔说,40年后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我们的领导、我们的科研人员要有当年那样的自信。(中国青年报北京6月16日电 李新玲 谢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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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组图)

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组图)

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特劳德

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不久前宣布,在他的新自传《剥洋葱》中,他讲述了自己17岁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这是他第一次向公众承认这段历史。

格拉斯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铁皮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必读之书。他也是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凡德国的公共议题,格拉斯如何表态总是受到重视,甚至有人说他象征着“德国的良心”。在这样的背景下,79岁的格拉斯披露自己的党卫军经历,就有了爆炸性的效果。

在此之前,1998年,格拉斯曾带领一批知识分子呼吁放弃修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理由是“难以表达德国反省历史罪行的立场,难以传达纳粹罪行的深重,难以表达对牺牲者的悼念”。这些事件,现在都和他的“历史问题”挂钩。一些人认为他欺骗公众,早就该向公众坦白忏悔。因新书《剥洋葱》已在8月出版,更有人攻击他在为新书做广告。

而围绕格拉斯的这一切,也重新唤起公众对于另一位与纳粹息息相关的人物的记忆。这个人就是特劳德·琼格(Traudl Junge),希特勒最后3年的私人女秘书。

希特勒一开始就深入了我的内心

特劳德出生于1920年,比格拉斯大几岁。1942年,她开始担任希特勒的秘书,为其做口述打字,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希特勒的最后一刻,特劳德奉命记下了他的遗嘱和最后遗言。

在担任希特勒秘书期间,特劳德嫁给了希特勒的勤务员汉斯。新婚不久汉斯应征上前线,14个月后,在法国的一次袭击中身亡。从1950年开始的长达五十多年时间里,特劳德独自住在慕尼黑一处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2001年4月,81岁的她接受了傅劳·琼格的采访,这次采访之后被制成影片《盲点》(Blind Spot:Hitler’s Secretary)。

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就是采访,特劳德一个人在讲述。那是个人经历的故事,也是一部个人见证的历史。老人在开口之前,显得欲言又止,突然,像是终于下了决心。

“这一切,”她开口说,“只可能发生在专制制度建立得如此完善的时候,它掌控编织整个社会的每一根纤维。”

“德国组织得如此之好。”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和思索。画面外传来记者的提问:“人的意识也是这样吗?”

老人没有马上回答。她拿起一支烟,举到半空,却又茫然地放下。她垂下眼睛,不看镜头,开始回答。“那是被希特勒极大伤害了的一个领域。他确实试图操纵德国人的思想。他使得他们相信,他们有一个事业要去完成,他们必须灭绝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这是希特勒自己很早就在推动的个人理想。人们必须为此作出牺牲。”

她承认,“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希特勒确实在一开始就强烈地深入了我的内心。”

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她生长在单亲家庭,“我从没有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当然,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可是,特劳德仍然清晰记得童年的心理印记,“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他们会说‘我父亲怎么说’或者是‘我父亲认为’。我总是想,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这使得特劳德一直觉得,对她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他(外公)不关心政治,从不谈这些话题。我们按照一些原则带大:服从,牺牲,压抑自己。这都被看作是美德。”

能养活自己之后,特劳德试图挣脱命运。“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1941年,进舞蹈学校要参加入学考试,我考得很好,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离开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央求我妹妹帮我忙,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

就在特劳德绝望时,她妹妹出了个主意,“让我问问阿尔伯特·保曼,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权势。特劳德说,“好啊。”当然,她“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

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她曾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很自责,因为曾为希特勒工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 ”

她不断盘问自己,“你看,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当时,一般德国人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后来,“我读了Viktor Klemperer的书,当然,是在很久之后,但它确实给我很强烈的冲击。所有这些问题在1933年、1934年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觉得自己曾是那么没有感觉和自私迟钝。我没有去注意去关心。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我似乎应该对那个还是孩子的我感到愤怒。事实是,我没有看到自己逐渐卷入的是什么,对于一切,我只是说‘是’而一点没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这样说,是在为自己辩解,于是进一步自责说,“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说我那时就不是一个热情的纳粹。当我去柏林的时候,我也许可以说‘不’,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只是很好奇。”

一开始,特劳德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她并没有在那里见过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他自己并不在那里,其他人也见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离‘外部办公室’很远。”

后来,那里有一次打字比赛,“办公室里谣传,说是希特勒在挑秘书。保曼坚持说我应该去试试。”虽然特劳德当时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并没有野心要得到这份工作,“可我还是去考了。”结果,还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个女孩被送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务人员的区域,有软木的椅子,我们排成一排。然后,见到了希特勒。”

“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

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这是内心的颤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

接下来是口述记录的测试。保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曾经有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可实在太紧张,歇斯底里的病就发了。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

测试过程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我进了房间,发现那里很冷,希特勒不喜欢热的房间。他对我还是很和蔼,他说,‘我的孩子,不要紧张,你不会像我那样老是犯很多错误的。在这儿坐吧,要不要我为你开暖气?’他指的是电暖器。他开始口述,我开始打字,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颤抖,根本就瞄不准键盘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纸,那上面乱七八糟不成词句。”也许,本来特劳德也会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样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务员Linge进来,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里宾特洛甫来电话。’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样,拿起电话开始说。这段时间给了我机会,我把句子重新写成正确的德语。然后他又开始口述,我打下来,很顺利。最后,我把记录纸交给他就出去了。”

通过测试后,希特勒再度把她叫进去,问,“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么的。”

说到这里,81岁的特劳德不安地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我一定是疯了,我对他说,‘元首,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22年没有男人出现了。’他大笑起来。那时我真不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疯话……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就这样,特劳德成为希特勒的秘书。“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态度。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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